最新动态2O24澳门今期开奖结果查询,诗与人格：从儒家典籍到西方诠释学，解析诗经如何塑造中国人独特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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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释与阐释》是一本探讨《诗经》解读的书籍，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方泽林，他深谙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甚至《二程集》、《朱子类说》等儒家经典，推导出《诗经》的解读原则，并从西方诠释学的视角探讨《诗经》史上的经典问题。本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赵思芳（陈晖学者）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翻译过程，并深入分析了《诗经》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独特人格。

搜狐文化：您认为《诗经》中哪些篇章最具诗意？

《赵思芳：诗与人格》详细讨论了许多诗性化的诗篇。例如第一章中提到的《郑风·野爬》一诗：

野草匍匐，露珠滴落。人美如画，清秀动人。我们的邂逅，恰如我愿。

野草匍匐，露珠滴落。有位美人，温柔如晴空之音。我们偶然相遇，相守一生。

这首诗中诗人“我”的性别难以辨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以一种田园风格描绘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形象。本书作者认为，这首诗起源于民间，诗中的世界是一个幽会和爱情的世界。基于此，作者提出，这类诗歌最初并未被赋予“儒家”的价值内涵，只是后来才被解读为一种“规范”意义。

《北风静妇》是另一首值得探讨的诗。汉代儒家学者常说诗中的“城角”是比喻女子“自卫如城角”的意思，但至少从欧阳修开始，就有人提出城角是字面意思，是指女子等候情人的地方。诗中的“红筒”在汉代被认为是女史官的笔，而欧阳修则提出是男女之间定情的信物。这样的解释会让今天的人觉得更加“诗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所理解的《诗经》中的爱情诗，已经被欧阳修这样解读了。不过，欧阳修认为《诗经》总体上还是“规范性的”。 这就是笔者认为欧阳修“理论脱离实际”的原因之一。

第四章所讨论的《周南关雎》和第六章所讨论的《诏南鹊巢》也都是《诗经》中的经典诗篇。《诗经》的作者很少讨论《诗经》，也很少讨论《诗经》和《诗经》。这应该和作者的诠释学视角有关，但实际上《诗经》和《诗经》也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雅文王》和《鲁宋比公》等，如果从史诗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诗意的”。

搜狐文化：您觉得《诗经》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独特的个性的？

赵思芳：中文书名中的“个性”一词可能并没有传达出它所传达的全部内涵，这是翻译时最难思考的一个词，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这个词出现的语境一般涉及一个人的脾气、性格、情感、欲望、野心、命运等，可以指一个人已经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也可以指潜在的人格倾向。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诗言志”的传统源远流长。第三章讲的是，当一个人“诗言志”或者“作诗”之后，别人可以通过观察他的言行来判断他现在的状态，或者推测他的未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观人”这个工作，因为人的言行非常复杂曲折，作者称之为“性格的晦涩”。当孔子的弟子们“诗言志”时，只有孔子才能了解每个弟子的“性格”；当贵族们在宴席上赋诗时，只有智者才能了解每个诗人的“性格”。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理解和解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担负起这个重任的正是当时的“贤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德之人”是解释《诗经》文本的“权威”，同时也是解释他人“人格”的“权威”。

《诗经》文本解读与性格解读往往相辅相成。宋代程颐认为，人可以通过阅读经典改变自己。他强调，阅读《诗经》时，不应过分注重文本的字面意义，而应以此为指导。从容淡定的态度体现了诗人的“温和仁慈”。如果读完经典后，“性格”一点都没有改变，就等于没有读过经典。从这个角度看，阅读经典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内化的过程，是一个将经典文本与自身体验相融合的过程。

搜狐文化：书中提到，不同时代的诠释者在理解、诠释《诗经》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您觉得这种改变是什么？

赵思芳：上述观点当然与接受理论有关，这一理论由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他们主张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关系，不只是文本影响读者，而是双向的关系，读者在阅读、评论文本的过程中，也推动文本走向“完成”。

受上述理论的启发，本书作者意识到，传统中国的阅读、注释和阐释，并不是一个简单而被动的过程。历代的阐释者实际上都发挥了积极而建设性的作用。儒家经典的发展史，或者说《诗经》等儒家经典的发展史，如果换个角度看，就是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经典的接受史。

具体而言，《诗经》在周代人文教育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内政、外交、社交等许多场合中被广泛使用，此外在外交活动中，贵族们特别推崇《诗经》中“断章取义”（不带贬义）的表达。总体上，汉代的《诗经》研究强调其教育功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讨论《静​​妇》时就能感受到。宋代的经学力图向汉唐学习，如欧阳修、朱熹的《诗经》研究在基本观点上就明显地与汉唐注本产生了分歧，尤其是朱熹的“淫诗”说，对后来的《诗经》解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诗经》的学术史影响深远。

我们看到，不同时代的诠释者都希望克服历史距离，与《诗经》保持“同时代性”，将自己的处境、关注点和生活体验与《诗经》文本相结合，从而使《诗经》研究更加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理解和诠释《诗经》最终实现了自我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接受史已不再仅仅是《诗经》的历史。作者深知这一点，他不仅以独特的视角指出中国传统诠释学塑造了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而且自我反思，认为研究《诗经》诠释学可以帮助自己对西方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搜狐文化：对于那些对《诗经》感兴趣，但还没有深入研究的读者，您有什么建议？

赵思芳：有一个关于汉代儒生郑玄的著名故事。郑玄的一个婢女犯了错误，被拖入泥中受罚。另一个婢女过来看见了，问：“你为什么在泥里？”犯错的婢女回答说：“我去告状，被他生气了。”这一问一答颇有意思。第一句出自《诗经》《邋遢•世韦》，第二句出自《诗经》。关键是他们都用《诗经》的文本语言，完整准确地传达了自己的意思。这说明，即便对于传统社会底层的一些人来说，《诗经》也是根深蒂固的经典。

我们生活的时代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经典，其实我们仍然在接触《诗经》，感受它，虽然有些接触可能是我们未察觉到的。例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小敏》）、“一日不见君如隔三秋”（《望风•采歌》）、“万事皆有始，难得有终”（《大雅当》）等，至今仍被常用。如果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贴近理解《诗经》中的诗句，将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另一方面，或许需要从大局来看。古人认为《诗经》可以“围天地，贯古今”。如果单看一首诗，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诗经》为何能对应如此广阔漫长的时空维度。孔子在传授弟子《诗经》时说：“诗可以启迪，可以观察，可以聚众，可以诉怨，可以近人事奉父，可以远人事奉君，可以知鸟兽草木之名。”前两句讲的是人、个体、社会、政治、家庭，第二句讲的是自然，人类至今还没有超越这两个范围。从这个角度看，《诗经》并不轻松易读，简单的文字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关怀。 《诗经》是否能揭示更高的精神境界，往往取决于诠释者自身的精神境界。

《诗经》古今注本众多，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气质的，也可以尝试提出自己的理解。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供人阅读。它应该不断地去理解和解读。在理解和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因为每个人都能在经典中看到自己。

搜狐文化：在翻译《诗与性格》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有没有遇到过难以传达的文化概念？

赵思芳：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and，在中国，and这两个词都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征。在西方语境中，这个词专指基督教的“诠释学”，主要是对《圣经》文本的解释。中国古典文学也有悠久的“讲经”传统。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与西方哲学并不相似，而更接近西方的教义和文化（ ），因此最新动态2O24澳门今期开奖结果查询,诗与人格：从儒家典籍到西方诠释学，解析诗经如何塑造中国人独特人格，他用它来表达儒家经典中“讲经”的内涵，凸显中西文化作为“经”文化的共同之处。

我曾考虑将其译为“注解”。因为在中文语境中，“注解”和“注解”的概念与“经”密不可分，也更符合西方“经训”的内涵。“注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三经注》香港二四六开奖免费资料，而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多种经典，如欧阳修的《诗本义》、朱熹的《诗经注》，甚至还侧重宋代的训诂引文。经过多次讨论，我们最终选择了含义略广的“注解”一词来翻译。

再如这个词，在学术界有“诠释学”、“解释”、“阐释”、“定义”等多种译法，幸好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在书中明确标注了拼音，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关于中国是否有“诠释学”，学术界目前尚存分歧。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阐发澳门4949资料免费大全，“诠释学”在西方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中国诠释学”只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怪物”。虽然本书作者也承认，现在以与西方诠释学相对应的意义来讨论中国诠释学基础知识2023澳门新资料大全免费，或许为时过早，但我们不妨将本书视为西方汉学家以诠释学的视角研究经典的一次初步尝试。

赵思芳，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博士学位，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晨晖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在《文学》、《新儒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青年项目。译有《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释与阐释》。

文/袁立聪评/钱启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