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秩序失衡，如何回归育人初心？

摘要： 教育秩序失衡，如何回归育人初心？郑永年教授强调，教育秩序首先应当是“人”成长的平台，然后才是培养“才”的平台。在所有文明中，再也没有像中国文明那样强调教育对个人和对社会的重要性了。...

郑永年教授强调，教育秩序首先应该是“人”成长的平台，其次才是培养“人才”的平台。我们不妨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多一点“道家”，少一点“法家”，多一点“儒家”（宋以前儒家）的思考，寻找重塑教育秩序的思路。让个体兴趣自由生长，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恰当的引导，注重发掘个性，促进自我认知与原创，让教育回归“先做人，后做事”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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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教育理念为何最先在西方实现？

在所有的文明中，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

在其他文明中，人们被各种因素划分，包括种族、民族、宗教、肤色等。而在中国文明中，人们只被划分为“文明”与“野蛮”，而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关键因素就是教育。

这也是为什么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只有“文化主义”，而没有“民族主义”，这一论调早已为西方学者所广泛接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也试图证明中国有一种基于种族概念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类似。这基本上是把西方自己的经验强加到中国身上。汉文化虽然也有一些“贬低”少数民族的倾向，但这并不是基于“种族”或“民族性”的。汉文明一直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成为文明人。

儒家“有教无类”的理念，千百年来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有几层含义：第一，人人都是可教的；第二，教育不应分阶级、分阶层，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由“野蛮”走向“文明”。儒家如此重视教育，以至于后人称儒家为教育哲学。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虽然有着至今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理念，但是由于物质条件等多种因素，这些理念未能首先在中国土地上得到实施。

近代以来，这些理念首先在西方得到实现，西方在近代早期开始接受和践行中华文明中的理性精神、贤能政治、全民教育等，并使其成为西方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说，中华文明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意识形态层面，都对西方教育秩序的建立和演变做出了贡献。

人们今天看到的教育秩序是西方建立的，中国今天教育秩序则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建立、发展起来的，但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除了西方，日本、苏联的教育秩序对中国教育秩序的影响也很大，虽然后两者的教育秩序也深受西方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秩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独立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嫁接、借鉴其他国家的教育秩序而建立起来的。

不难理解，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通过各种方式改革甚至重建教育秩序，有的改革既有的教育体制，有的在国内外办学，有的继续嫁接外国学校。什么才是基于中华文明的“自主教育秩序”？这个问题依然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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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结构性错位”

因此，虽然教育领域也在不断改革，发生的变化不能说小，但人们对教育的失望甚至绝望却是显而易见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教育的结构性错位，教育体系既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也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学无用功，学的知识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不仅如此，教育领域也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从经济学上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历来被视为最重要的投资。换言之，任何社会都对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但在中国，多年来，每年1000多万毕业生给政府造成了就业负担。政府怕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影响社会稳定。对内是这样，对外呢？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在中国找不到平台，却在美国、西方找到了合适的平台。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为谁培养的？当前热门的人工智能人才就是如此，中国培养的该领域人才是全球最多的，但大部分都“滚”到美国去了。其他领域的情况也差不多。

其实，很多学校并不掩饰自己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比如有多少学校一直以送出多少学生进入常春藤名校而自豪！

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应该创造价值。但我们的教育创造了什么价值呢？与教育​​相关的价值观，大部分都是“移植”、“采纳”和“借用”，也就是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这种采纳当然是有价值的，是发展的必然步骤。

但对于教育而言，最终的价值一定是从“0到1”的原创，但这种原创非常稀缺，在很多领域（尤其是社科领域）几乎为零。因此，“应用”随处可见，但“原创”却缺失。对于国家而言，这导致大而不强。在科技领域，经常被别人“掐住脖子”、“断链子”，在人文社科领域，更是软实力的缺失。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基因不是问题，文化也不是问题。中国学者可以在西方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技人员可以在西方有独到的见解澳门精准资料大全，但在中国教育体制下，这样的目标很难实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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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根本是“人”

人们常常讲人才，但人才的根本是“人”。中国传统历来强调先做好人，再做事。然而，在我们的教育秩序培养之后，正常人已经消失，人们看到的“人”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教育使人的“狼性”或者说本能消失，看上去变得文明了，但人的本性却也消失了——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大学生患上抑郁症澳门天天免费资料大全下载，有的甚至随时有自杀的念头。

可以说，无论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多么优秀，一个生命力弱小甚至没有生命力的人，其对社会的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尼采说，人的生命力体现在意志力上教育秩序失衡，如何回归育人初心？，而意志力在我们培养的人身上却成了稀缺的东西。

另一个极端，是学习者感染了对社会有害的“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教育无疑给了学习者表达思想的工具，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就是工具。

但如果教育不能让人理性思考，不能让人文明，那么他们学来的就是掌握写作这个工具的“另类动物”，写作成为表达直觉而非理性思考的工具。

如今，社交媒体暴力愈演愈烈，有悲有喜，有欺骗与被欺骗，有仇恨与被仇恨，是掌握了文字工具的人的兽性表现，仇恨与暴力的“低龄化”特征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痛点。

当然，缺乏活力和野蛮只是两种极端现象。很多人也抱怨，我们培养的人是“老练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学生太功利了，做任何事都有太明确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的“小算盘”。这样，不但个人的活力丧失了，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活力也丧失了。

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人还处于意识形态的“殖民地”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术工作不是建立在自己独立的思考上，而是建立在对别人思想的宗教信仰上。即使有些人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些思考，在寻找解决方案时，他们也会去别人（西方）的工具箱里找。这也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原因。社会上又开始盛行“学无用”、“学有害”的情绪。

很大程度上，现行教育体制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培养“人才”，跳过了培养“人”的阶段，直接冲到了“人才”的阶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人才”不是由学生自己决定和选择的，而是由家长、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班主任、大学教授等来决定和选择的。

中国学生没有太多机会找到自己的兴趣王中王免费资料大全料大全一精准，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中国家长大多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型的，总是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总想通过施加压力，让孩子实现自己的抱负。中国教师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以自己的“兴趣”（或者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来塑造学生。

现代社会，教育制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效工具，即学生也要实现国家的“利益”。对于各级权力载体（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来说，培养人才就像生产“土豆”，大规模生产导致大规模过剩。人们所抱怨的各种现象，包括应试教育，都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

这个过程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为什么没有“从0到1”的原创，因为原创是人们追求兴趣的结果；为什么应用如此发达，因为应用只是抄袭和借鉴；为什么学生失去了表现为生命力的“狼性”，因为“狼性”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发现；为什么受过教育的人掌握了文字，却没有变得更加文明，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今天，是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了，因为这种状况的持续下去，对学生、家庭、社会和国家都是有害的。

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教育秩序的重构，如前文所述，各方也在以各种方式重构教育秩序。

但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虽然这些方法都可以继续尝试，但没有人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些零敲碎打的方法能够改变中国整体的教育秩序。如果要做出根本性的、系统的改变，人们需要一些更激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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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法儒学视角重构中国教育

人们不妨从中华文明的源头，特别是从道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和思维中去寻找重塑教育秩序的途径。

这三种思维方式存在了几千年，我们可以从这三种思维方式中找到“中国方案”。如果是中国方案，那么即使比较激进，也不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失衡。这是改革，不是革命。

在三家思想流派中，道家和法家代表了两个极端，而儒家则是“温和”的、现实的。道家崇尚自然。用今天的话说，道家主张自然生成的教育秩序，反对任何外部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道家认为，一切都由自然决定，包括一个人是否聪明。

所以，人才是自生的，不是人为培养的。从这个角度看，道教甚至反对任何形式的教育。过去很多人批评道教“养民无知”，但这是对道教的误解。道教并不“养民无知”，而是认为“无知”或“聪明”是由自然决定的，而不是人为教育的结果。

法家是另一个极端。法家的“法”不是基于社会道德或风俗习惯，而是人为制定的，甚至是皇帝的话语。法家最强调秩序，法律就是秩序。因此，法家的目标是消灭一切自生的自然秩序，将完全人为的秩序强加给社会。

所以法家的核心手段就是严刑峻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摧毁自下而上的自我生存的教育秩序，而将自上而下的人为的教育秩序强加于社会。

儒家是“中庸”。但中庸不是道法之间的中间选择，而是一种可行的现实选择。在儒家看来，道家太理想化了。完全自然的秩序并不符合儒家的理想，因为自然秩序中有强有弱，强者必然欺负弱者，弱者必然服从强者。也就是说，理想的秩序不是自生的。

另一个极端，法家思想太过极端，它把一切自生的秩序都破坏了，把一种完全人为的秩序强加于社会，这个过程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必然导致过度的专制。

更重要的是，没有自生秩序，完全强加于社会的秩序是没有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因此，在儒家思想中，自生秩序是一种基本秩序，但这种基本秩序并不完善，需要外界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这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载体都是人，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从“野蛮”改造成​​“文明”。对儒家来说，正确的选择是让一种秩序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自行生成，等它成长起来后再由外部力量（包括政府）介入。

还应指出，这是儒家的原始观念，宋代以后儒法合一的逻辑也无二致。宋代儒家主张“除人欲，存天理”，完全没有道家“自生”秩序的影子。人们说中国是“内法外儒”的国家，但这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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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帽子工厂”，回归“人”的本源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行的教育秩序太“法家”了。在漫长的教育过程中，包括家长、幼儿园老师、中学老师、大学教授、权力、资本等各类角色都扮演着“法家”的角色，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定义和培养“人才”，单独或联合起来摧毁个人的天性和天赋，把人变成工具。

教育系统简直就是一个生产各种“帽子”的“帽子工厂”。人本身没有价值，人的价值在于“帽子”。在这里，人不是目的，只是工具。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概念，教育过程就是人的异化过程。

“法家”教育秩序导致了许多负面的不良后果。自生秩序的消失，也就消灭了人的自然本性、“狼性”和本能。自生秩序的消失，也就消灭了创造力。自生秩序必须是多元的，是个体创造力的源泉。

人为的“法家”秩序是自上而下的一刀切，因此必然导致一体化。大量没有个性的人才是“法家”教育体系的产物。没有多样性，也就失去了个性，独创性也就无从谈起。

如果这样看，中国教育秩序的重建也应该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多“道”，少“法”，“儒”（宋以前的儒家）才是更合适的选择。

虽然在现代国家，政府无法避免对教育进行干预，但应该允许和鼓励多元化教育，让“道家”自生教育秩序得到培育和成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干预。过早的干预和过早的干预都会“摧毁”自生秩序中最原始的创造力。

“先做好人，后做好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教育秩序首先应该是“人”成长的平台，其次才是培养“人才”的平台，只有适合人成长的教育秩序，才能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才。

或者说，回归人的本源，是重建教育秩序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