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 14 年摇号 85 次未中！汽车限购政策松绑，你还在等什么？

摘要： 连续 14 年摇号 85 次未中！汽车限购政策松绑，你还在等什么？”郭涛说，从2010年北京发布机动车购车摇号政策之日起，一期不落。百万“摇号大军”“预料到了限购政策会很严，但没想...

“我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摇号中奖的概率还小。”自2010年北京市出台机动车摇号政策以来，郭涛从未错过一次摇号，从一年六次摇号到一年两次申请，他“从未错过一次摇号”，但总是有点倒霉。

越往后，中签几率越小。摇号报名人数不断增加，中签人数却越来越少，摇号平均中签率不断下降。截至北京最新一轮摇号结束的2024年6月，共有62.4万多户家庭、259万个人报名，争夺9600个普通小客车名额，其中“无车家庭”中签率超过六成，个人中签率为千分之一。

汽车限购风向逐步转好，汽车限购政策正在不同程度放宽。今年以来，“因地制宜优化汽车限购政策”“鼓励限购城市放宽汽车限购政策”“优化汽车限购管理”等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国务院日前印发的《2024-2025年节能减碳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各地将逐步取消新能源汽车限购。

“逐步取消”取代了之前的“优化”“放宽”，这是一个更明确的说法。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议秘书长崔东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逐步取消汽车限购，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

目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等城市对新车购置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总量控制，而这些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往往是汽车消费的主战场。这些城市亟待思考的是：如何在刺激消费和解决拥堵之间做出选择？而如果不能迅速取消，又该如何优化？

北京晚高峰国贸桥的交通状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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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4年的摇号，女儿出生一年后，程欣终于拿到了家用新能源小客车的购置名额。

根据2021年1月实施的北京“摇号新政”，除了个别摇号、轮候之外，还新增了以“无车家庭”为标准获取名额的途径。按照家庭总分公式，新生儿不仅能贡献基础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家庭代际”系数，总分翻倍。不少像程欣一样的年轻家庭，因为新生儿的到来，结束了漫长的摇号等待。

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对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实施限购的城市，2018年至今，乘用车年度配额仍维持在10万个。在严控保有量的另一边，是62.4万户家庭和259万个人申购的大军。

“我预料到限购政策会很严，没想到摇号中奖这么难。”2016年地铁16号线开通前，郭涛每天要在西二环和北五环之间往返，单程20多公里，开车上下班无疑是当时最便捷的选择。为了增加中奖几率，他听从“中奖”朋友的建议连续 14 年摇号 85 次未中！汽车限购政策松绑，你还在等什么？，将联系地址改到主城区外，改申办电话，甚至想过用“恶招”去办残疾证，“这样中奖几率会翻倍，但太过极端，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助理王渡算了一笔账，以北京为例，即便是中签率更高的新能源汽车申请，一个家庭也需要排队6年，个人申请则需要35年左右。

因为个人分数不高，要等到2040年才能等到抽签，所以陆毅铤而走险，租了个车牌。对于2022年就自己创业的陆毅来说，车是必需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因此卷入官司。

2024年3月26日上午，陆毅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被告知法院执行局要拖走车子。他慌乱地赶到小区停车场时，只见一片空荡荡的车位，车位上挂着拖车的标志。随后，他联系上车牌主人，得知对方因未能及时还钱与贷款人发生经济纠纷，抵押的房子也因房地产低迷而降价，结果登记在他名下的车被扣押，即将被拍卖。

陆毅一刻也不敢耽搁，半年来打了三场官司。从执行异议被驳回到执行异议诉讼被撤回，最近，在咨询了相关法官和律师后，他又提起了确认所有权诉讼，要求停止拍卖，理由是车子所有权归自己所有。“如果输了官司，就只能认输了。”陆毅说。

租赁车牌带来的风险是双向的。北京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孙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仅承租人面临风险，出租人也极有可能遭遇承租人不按时缴纳租金、逾期不归还车牌、持牌逃逸、发生重大事故被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等情况。

据孙莉观察，因租赁车牌引发的纠纷案件最早出现在2013年左右，当时北京刚实施限购政策两年多，高峰期在2017年至2021年之间。近年来，受车牌取消影响，出租人提起诉讼相对谨慎，类似案件呈下降趋势。

“限购措施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不利于促进消费，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王渡说，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压力和无奈，也有普通民众的抱怨和期待，甚至还有车主与非车主之间的激烈争论，围绕一对车牌的各种地下交易也时有发生。

“汽车限购引发了居民出行不便、投机性购车、机动车管理难度加大等诸多问题。”瑞视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今年3月发表的《论汽车限购政策的由来、现状与经济效益测算》报告中分析称，由于北京购车资格获取困难，“使用无证驾驶”、“租用车牌”等行为屡禁不止，给机动车管理凭空增加了很多成本。

北京曾是全国新车销量最大的城市。2010年，限购政策公布之时，北京机动车数量新增79万辆，排队长达4000公里，约占当时北京城市道路总里程的2/3。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远远超出了城市的预期，副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10年北京日均拥堵时间比2009年增加了55分钟。2010年12月，工作日晚高峰北京经常性拥堵路段多达1134个。

此前，北京也曾采取过限行措施，以缓解交通拥堵。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开始实行为期5天的限行政策，车辆每周根据车牌最后一位数字停一天。拥堵明显缓解的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汽车消费。不少家庭为了规避限行，购买了第二辆车，政策效果逐渐消失。2010年，北京开始实行汽车限购，2011年1月开始摇号，购车者必须满足门槛条件，通过摇号获得配额。当时，北京每年新增24万个配额，2014年缩减为15万个，2018年进一步缩减为10万个。

限购14年之后，随着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摇号的中签率反而下降。近两年，随着限购政策向新能源汽车倾斜，有人建议郭涛改为“以家庭为单位报考新能源汽车”。他算了算，等新能源汽车没什么点优势，“摇号这么多年，油车的中签率更高，如果换成新能源汽车，还要再等20年。”

抑制消费

“回顾过去十几年的汽车限购，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压着汽车市场。”王渡坦言。

王渡曾专门撰文分析，汽车限购原本是在汽车消费快速增长超过城市承载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一项临时行政措施，目的是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也抑制了大量的汽车消费需求。

早在1994年，上海机动车保有量不足10万辆时，就率先尝试实行私人汽车牌照拍卖政策。到1999年，上海拍卖的私人汽车总数仅有1.1万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时上海民用汽车保有量在全国各省市中仅排第16位，政策调控效果显著。

此后，上海不断完善拍卖规则，形成了与北京截然不同的“限购”模式。燃油车购买靠招标，而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较少。在购车资格方面，上海与北京差不多，但比北京略显宽松。这让上海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展现出了其惊人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力。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曾公开介绍，2023年前11个月，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量达30.3万辆，市场渗透率达65%，累计推广量达131.6万辆，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推广总量排名第一。

“基于推动节能减排、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2023年底，上海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发改委等五部门制定的《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提高“绿牌”申领门槛。最大的调整是，以前拥有燃油车的个人可以申领“绿牌”，现在不能再申领了。

限购“加码”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崔东树在《2024年6月新能源汽车区域市场分析》一文中测算，截至目前，上海今年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11.6万辆，同比下降24%。这与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额33.1%的增幅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北京出台限购政策后，其他7个省市也纷纷效仿，这些限购地区恰恰是中国购买力最强的消费市场。

“限购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限制了数百万辆汽车的消费需求。”管清友曾算过一笔账，截至2022年初，当时实施限购的8个地区，限制汽车需求超过780万辆。

被压抑的汽车需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取消限购的城市里萌芽。以成都为例，由于没有摇号澳门最准的一肖一码100，这里成为全国汽车消费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公开数据显示，2003年，成都汽车保有量仅为34.5万辆；2015年，超越重庆，升至全国第二；2023年8月，汽车保有量突破630万辆，超越北京，跃居榜首。

一些限购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远远落后于其他未限购城市。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汽车保有量在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有20个，其中限购城市仅占五分之一，分别是深圳、杭州、广州和天津。汽车保有量在500万至600万的城市有上海、苏州和郑州，其中仅上海限购。汽车保有量在600万以上的城市有成都、北京和重庆王中王免费资料大全料大全一精准，其中仅北京限购。

据管清友测算，若不考虑上下游经济效益，汽车限购政策全面取消，理论上将拉动消费超过5600亿元。也就是说，如果采取最彻底的放宽限购措施，被挤压的780多万辆汽车需求将全部释放，以2021年12月全部二手车交易均价7.18万元计算，将释放约5600亿元消费，约占2021年全国GDP总量的0.49%。

“多地放松限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刺激汽车消费市场。”崔东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考虑到限购解除后车牌资源不再稀缺，部分投机性需求消除，他估算，限购城市50万至60万个车牌额度若有序释放，可能带来20万至30万辆汽车销量，对提振车市、促进消费信心恢复等将起到积极作用。

“也是逐步放开限购的重点领域，相较于‘房住不炒’政策导向下的房地产市场，汽车产业链的带动效应不容忽视。”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举例称，2023年，全国新房销售额约11.7万亿元，同比下降6.5%；同期汽车销售额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2%。汽车消费增长势头明显更为强劲。

房价回落是车市拉动消费的良好契机。李明分析称，当前居民消费能力无法支撑持续的高负债，车市“价格战”导致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加之汽车是典型的长周期耐用消费品，换车需求的释放持续时间较长，若相关城市解除限购，将极大提振汽车消费。

“但单纯通过放松限购来刺激车市难以持久。”李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解除限购在短期内会刺激汽车销量增长，但长期来看，关键是要提升消费预期，而这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减免购置税、汽车下乡、旧车以旧换新、金融服务等政策措施。

消费与交通拥堵控制的博弈

作为全国率先取消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贵阳很快又遭遇了拥堵。

政策松绑后的第二年，贵阳上下班拥堵程度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据百度地图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全国100个城市交通数据，在汽车保有量100万至200万辆城市拥堵排行榜中，贵阳位居全国第一。

“治拥堵”再次成为贵阳市“高度重视”的难题。贵阳成立了由贵阳市委、市政府领导牵头的治拥堵专项工作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调度会，梳理、查明32处拥堵点，并调集市有关部门、地方公安局、特警、网格警等警种支援参与分流，经过3年努力，拥堵排名重回全国第25位。

“限购政策就像休克疗法，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争取了时间。”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分所首席代表刘岱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23年正版澳门全年免费资料，限购并不是解决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的长远之计，国际大城市的主流思路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家车使用，而不是限购。

过去10年，大多数实行限购的城市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解除限购准备。

刘岱宗观察发现，中国很多城市还处于“单纯靠增加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侧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阶段，但很快发现，路建得越多越堵，停车场建得越多越难停车。根本原因是城市核心区稀缺的土地以极低的成本提供给汽车，只会吸引更多的车辆，进一步加剧拥堵。“必须进行交通需求管理，减少城市对汽车的依赖，才能从根源上解决。”

“汽车太多不一定就会导致拥堵。”刘岱宗举例说，2020年，日本东京都市区人口3691万，机动车保有量1623万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人口增长近100%，机动车数量增长7倍，道路交通不仅没有挤到崩溃，反而更加畅通。总之，主要做法是以停车管理为重点，规范汽车保有量和使用量需求。

刘岱宗介绍，1962年，日本出台《车库法》，规定购车者必须拥有停车位，并花费数十年时间开展“扫街运动”，严禁违章停车。到2021年，日本7800万辆汽车中，可供使用的内置和公共停车位仅有543万个，仅占汽车总量的7%。日本政府通过购买带停车位的汽车、严苛的停车执法和高昂的停车费，多措并举减少城市中心区的汽车保有量和使用量，同时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解决民众出行。2018年，东京市中心区轨道交通和公交出行比重高达51%，小汽车出行比重仅为11%，远低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心区小汽车出行比重。

“汽车使用管理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离不开严格的监管和执法。但目前我国汽车使用管理的底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此情况下解除限购无疑会加剧拥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通领域专家指出，目前主张解除限购的讨论，多是从消费角度出发，绕开了治理拥堵的核心难点。在这种情况下，汽车消费与拥堵治理，就成了“水过剩加面、面过剩加水”的问题。如果只盯住限购，拥堵问题不仅治不好，甚至可能引发更多资源错配等社会问题。

未实施限购的城市也在探索可行的用车管理方式。成都是中国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但并不是中国最拥堵的城市。百度地图联合多家研究机构发布的《2023中国城市交通报告》显示，实施限购的北京、广州、上海仍位列最拥堵城市前五名，拥堵指数较上年至少上升了11%，而成都甚至没进前十。

“缓解交通拥堵的关键不是限制汽车数量，而是控制汽车行驶总里程。”刘岱宗强调，不限购的城市汽车数量有所增加，但通过宏观或微观调控减少汽车行驶里程，也能有效缓解拥堵。

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成都的路网密度为8.6公里/平方公里，而北京仅为5.9公里/平方公里。更高的路网密度意味着汽车可以有更多的道路可行，减少交通拥堵的概率。成都的道路也呈环状向外扩展，成都道路的可达性相对较好。这反映在公共交通上，成都换乘次数较少，直达比例较高，客观上增加了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一些没有限购的城市，往往更多依靠使用管理和公共交通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2020年12月，南昌市取消了车牌尾号本地和外地机动车限行措施。到2022年底，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增加22万辆，交通拥堵指数不升反降。南昌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与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城市大脑”等智能交通管理手段支撑密不可分。

“从长远看，不应该把总量控制作为主要手段，而应该从使用角度选择更加经济的手段解决拥堵问题。”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探索有序放松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一汽集团原董事长徐留平建议有关地方政府取消汽车限购政策，全国人大将此建议交给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政府研究办理。

两个月后，杭州市环保局回应称，杭州限购的法律依据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杭州的污染源主要是机动车。汽车限购实施后，截至2018年底，污染物排放量比2013年共减少1.71万吨。

此后，各城市放宽限购的重点都落在了新能源汽车上。今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2024-2025年节能减碳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提高营运车辆能耗限额准入标准、逐步取消各地对新能源汽车限购、落实新能源汽车通行便利化等扶持政策。

目前，只有北京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限量，但配额逐渐向“绿牌”倾斜。根据北京市乘用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的通知，2024年乘用车配额仍为10万辆，与2023年持平。但在具体实施上，新能源汽车配额较2023年增加1万辆，达到8万辆。

前不久，北京市交通委宣布，将于7月21日向无车家庭发放2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逐步满足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排名靠前的入围家庭总分60分，三代人参与，最早报名的家庭成员从2012年开始摇号。

“取消汽车限购现在已经成为包括政府、行业、消费者在内的全社会共识。”王渡说，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扩大内需为重点，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消费领域阻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要取消。

在多轮政策的带动下，一些限购城市正有序放宽新能源汽车购置条件。深圳5月27日发布的《深圳市推进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取消非深圳居民申领新能源汽车增量指标的社保限制，放宽在深圳登记注册的仅有一辆汽车的个人申领混合动力汽车增量指标的条件，即个人在深圳已有一辆粤B牌汽车，也可申请再购置一辆混合动力汽车。此前，消费者在深圳购买新能源汽车，需在深圳连续缴纳24个月以上社保。

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限购政策本身也在不断优化。2021年，北京“摇号新政”优先解决“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给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配额和新能源配额中签率。其中，通过三年过渡期，分配给“无车家庭”的新能源乘用车配额比例由60%逐步提升至80%。

在各地探索放宽“久拖不决”和“无车家庭”政策过程中，也是重要突破。天津今年出台的优化小客车管控措施中，首次实行无车家庭配额，对无车家庭分配3万个普通车配额，对“久拖不决”的申请者分步摇号分配1万个普通车配额。

“鼓励限购城市放宽汽车限购规定”也是今年以来很多国家相关部门在政策中反复提到的方向。

今年7月1日，《广州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法》实施，提出普通汽车增量配额分配额度为每周期8万个，按月平均发放。个人参加增量配额摇号72次以上，可直接申领普通汽车增量配额，不占用分配额度。节能汽车增量配额、新能源汽车增量配额均无配额限制。

早在去年，杭州市就发布实施了《杭州市交通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惠民生优化小客车指标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明确提出符合条件的长期未摇号人员、人才、多子女家庭个人、重点企业等，可直接申领小客车指标。杭州市控办表示，将积极关注和研究去年新政的落实情况，根据实施效果，及时优化控管政策。

“汽车保有量在400万以下的城市可以逐步放开车牌限制”，崔东树说。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放开汽车限购，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限购，是必然趋势。他还表示，现阶段，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汽车保有量已经很高，城市交通压力较大，客观上还不具备一步到位彻底放开限购的条件。

此前，国家发改委在发布的促进消费文件中也强调，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要加快由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同时可划定拥堵区域，拥堵区域以外地区原则上不再实施限购。

“限购政策可以先在城郊地区放宽。”程诗栋也建议，低密度城区停车位供给相对充足，停车管理和严格执法的基本条件也具备，地方政府在放宽限购、增加小客车指标时，可以优先考虑需求较大的群体，或者目前汽车保有量较低的地区。

刘岱宗认为，全球各大城市中心区都存在不少高强度开发区域，但并非每个这样的区域都是“极度拥堵”。只有保证汽车保有量和使用量呈现“中心低、周边高”的分布格局，才能有效缓解拥堵。而这并非单靠发展公共交通就能实现，还需要有效的监管措施，而这才是解除限购的前提。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现在软硬件技术和城市配套设施都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应该拿出更加科学、经济的城市交通长远管理规划。”王渡说，从限制汽车购买到管理汽车使用，需要通过法律、经济和技术手段进行综合调控。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程欣、郭涛、陆毅均为化名，实习生项美琳亦对本文作出贡献）

刊登于2024年8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152期

杂志标题：放开汽车限购为何这么难？

：李明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