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到新中国，满汉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历程

摘要： 从清代到新中国，满汉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历程辽金元时期，北京作为三朝都城，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这一模式对明清北京都城的规划与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现了中华民...

肖小勇史浩成

清代文书中满文与汉文并用，大量官文书用满文书写，并编纂、翻译汉文书籍，如《资治通鉴纲目》等，这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高度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历经多次解读，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历经沧桑的民族，独立、统一、凝聚力强。中华民族概念虽然源于近代，但其涵盖的民族实体各具特色，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大家庭，是一个经历了五千年文明传承的超大民族共同体，肩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任。

北京作为从辽朝到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辽金元时期，其都城作用更是凸显。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各民族交流互动、融合交融的历史走向。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考古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共同尊重“中国”、共同认同“中国”、共同建设“中国”都城、共同传承“中国”制度。

对“中国人”身份的共同尊重

契丹占领幽云十六州后，自称“中国”，称辽人为“华夏人”，力争确立“中国”的正统地位。金朝建立后，随即宣布要取代辽朝的正统地位；占领中原后，自称“中国”，自称是黄帝后裔。海陵王完颜亮曾说：“天下一家，方能立正统。”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深化了大一统体制的实践，形成了“南北一家、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格局，而在此过程中，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和“中华”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因。

辽、金、元时期，儒家文化逐渐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元素融合，产生了“三教合一”的独特文化现象。辽太祖、金僖宗和元朝统治者都十分推崇儒家思想，通过修建孔庙、亲自祭祀，确立了儒家思想在这些朝代的正统地位。元大都文庙建成，供奉孔子塑像，尊其为“大圣文宣王”，并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大规模刻制和《契丹藏文》的印制，都体现了对佛教文化的深深尊重。 元朝时期，蒙古王室尤为尊崇佛教，元大都的佛教事业也因此而受到广泛重视。统治阶级广泛兴建佛寺，并慷慨捐献大量土地财物予以支持，王室成员出家为僧、参加佛事活动、亲自受戒受教成为一种习俗，这些举措无疑表现出了他们对佛教文化的深深尊重。这一历史时期，儒、释、道三教相互借鉴思想资源，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字起着教育作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正式建立政权之前，有语言无文字。经过与中原汉族的长期交往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各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体系。这是中原文化向全国“边缘”辐射的结果，体现了各民族在天下体系内自觉向更为复杂深厚的文化形态发展。张氏、韩氏墓志铭均用楷书书写，女真人乌古伦沃伦、乌古伦元忠、鲁大公主、金代普察胡莎等墓志铭也用汉字书写，耿万哲托等少数民族墓志铭仍使用汉字。这表明汉字已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强的文化特征。

在音乐与绘画艺术的融合中，凸显出多元融合的时代特征。北京辽、金、元三代壁画墓见证了音乐与绘画技巧的高度融合。韩懿墓壁画中的三联花鸟屏风以红边镶边。刘六夫墓壁画中描绘了盛开的山茶和飞翔的山雀，场面生动活泼。刘六夫墓壁画中的飞鸟、花卉等元素无不彰显着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壁画中描绘了各种乐器的演奏，有大鼓、腰鼓、横笛、箫、琵琶、梆子等。这些壁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历史佐证。

共建“中国”之都

辽、金、元时期，北京作为三个朝代的都城，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这一时期，辽、金、元三朝先后在北京建都，不断吸收、融合中原王朝和本民族的特色，创造了独特的都城建筑规制，为明清时期北京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北京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中原汉代与北方游牧文化相融合的独特风格，主要特征有三城环绕、南有宫城。都城沿水布局及其周边环境规划，中轴线与街路网的构建，商业市场的设立，城市水系与运河的发展。这种都城模式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促进了民族交流、商业繁荣和人口流动，增强了文化认同。

辽金元时期，在北京被建为都城的过程中，多民族特别是中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互动日趋强烈，他们共同参与、推动了都城的建设，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都城”的理念新奥门资料大全正版资料2024，也伴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但这些复杂的互动与冲突，最终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下融合统一，共同塑造了北京这座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居住、贸易的重要场所。

辽金元时期北京城的修建与布局，展现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互动与融合。北京城在修建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都城建筑。元大都作为辽金元时期“中国式”都城的典型代表，展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北京城的修建促进了各民族居民的民族互动与交流，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流动，加强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北京都城的规划和管理体现了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观。这一模式对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的规划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响深远，展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凝聚、融合、团结的历史潮流。

共同传承“中国”体制

辽、金、元三国政权在制度实践上均遵循“汉制”，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法律等方面继承了隋唐以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丰富的治理经验为后世发展统一的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辽朝在制度上延续了“汉制”正统，从采用辽服、汉服到大规模采用汉服，在北京辽、金、元墓葬壁画中均可见身着汉服的侍从和官员形象。女真人曾实行过博吉勒制度，在征服辽、宋时，将所缴获的礼器、音乐、礼器、书籍、文献等运回京城，开国大典则以辽、宋为准。 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元三代墓志铭均记载了墓主人的官职，如《张官墓志铭》中提到“各宫总督”，《王则妻李氏墓志铭》中提到“延庆宫提督（《宫帐》提下）”、辽兴宗设立的“两宫提下”等，都是世袭官职。

元朝的大一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现了显著的一体化，各族人民交流交往的愿望这一主导地位没有改变，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深入和不断发展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流，这是元朝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这种大一统的格局下，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应运而生二四六香港管家婆期期准资料大全，为统一贸易市场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京城水系由莲花河水系（金中都）调整为高凉河水系，并与漕运体系通惠河段相衔接，实现了京城内外水系的全面贯通，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京城漕运水系的建设，使元朝有了大发展，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到了明清时期，北京仍然部分地保留了辽、金、元时期的京城水系。 元朝疆土辽阔，大量汉族迁徙到漠北南疆的蒙古草原，甚至南迁到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边疆民族的迁徙不断，进入华北、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各民族比邻而居、频繁交往成为常态，跨民族通婚逐渐盛行。像铁克等人的生活，就是民族融合的鲜明体现。中华文明的多元融合进一步加强，原有的夷夏对立观念已不再是主流。

在中华民族凝聚发展过程中，许多通晓儒家思想、精通佛道、善诗书法的“汉化”西方人逐渐转变观念，弃武从文，热衷诗书研究，讲究礼乐之道，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在文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耿万哲图、叶黑迪尔、张浩等。此外，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墓葬出土的瓷器均得到继承和研究，汉族制瓷技术形成了民族特色。南京辽代龙泉坞瓷窑遗址发现的窑炉、窑具和瓷器，揭示了其工艺技术的传承和发展。这些事实无不体现出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在中华民族凝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总体来说新澳现场开奖结果查询，北京作为中华民族聚集和发展的重要核心，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特别是在辽金元时期，其都城地位更是凸显。考古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时期各民族交流、互动、融合的历史发展态势。对“中国”身份的共同尊重、对“中国”都城的共同建设、对“中国”制度的共同传承，构成了北京地区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主要特征。这些考古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同时，这些考古发现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从清代到新中国，满汉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历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