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擒获皇甫晖：清流关之战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摘要： 赵匡胤擒获皇甫晖：清流关之战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在这种窘迫的形势下，李嗣源决定入邺都与赵在礼、皇甫晖等人进行合作。皇甫晖与清流关之战前后寿州失守后皇甫晖、姚凤退保清流关，以清流关—...

赵匡胤

同光朝的祸乱之主：皇甫晖与邺城之乱

皇甫晖原是唐末魏博雅军人。后唐庄宗入魏后，曾以魏博雅军为贴身军，“银枪军令”，在随后的灭梁战争中，“银枪突入梁军，斩杀十余里”。可见魏博雅军颇受庄宗信任。但同光末年，后唐庄宗已失势，刘皇后当政，擅自杀掉重臣郭崇韬，民不聊生，天下分裂。同时派出博雅军北守瓦桥关，“久之，复归北州，因邺都空虚，恐兵至引起变故，乃命其留守北州”。这让长期驻扎在边境的军队“近在咫尺，相见不得”。 （葛焕礼、王于吉：《魏博崖病与晚唐五代政局变化》，《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第157-161页）加之魏博水灾、地震连连，使得“宗室巷道每日皆言：城中将乱矣！人人惊恐不安。”这种恐慌不安正是叛乱的温床。在这样的情况下，庄宗派驻守魏州的武德使史彦琼半夜出城。一时间，流言四起，“刘皇后因季姬死于蜀中，皇帝又驾崩，急召彦琼，谋反了。”皇甫晖在此时发动了叛乱。

《旧五代史·庄宗实录》记载皇甫桧叛乱的导火索是“兵士皇甫桧等夜聚打扑克输了，便起兵造反”，与《通鉴》记载相符，两者应出自同一史料。但这种解释存在漏洞。如果皇甫桧只是一个士兵，一时兴起起兵造反，很难迅速控制将军杨仁正。《新五代史》记载皇甫桧“与随从密谋造反”，似乎更为恰当。皇甫桧很可能是魏博士兵中的中下级军校，以“夜局输了”为由发动了有预谋的军事叛乱，很快将其将军杨仁正劫持。皇甫桧发动叛乱后，显然成为了领导者。 他不仅杀死了不愿意起兵造反的杨仁正和中校，还将正要翻墙逃跑的银枪校统领赵在礼拖下，将杨仁正和中校的人头扔在赵在礼的脚下，逼迫他起兵造反。

随着皇甫晖引发的叛乱不断扩大，庄宗便派元行钦前往邺都平叛。元行钦原本是幽州刺史刘守光的宠臣，后被明宗俘虏，收为义子，庄宗强行将他掳走，赐名李少臣。元行钦攻打邺都南门时，便下诏到城中与赵在立唱同调，试图通过诏书赦免雅军叛乱，稳定民心。作为叛乱的发起者，皇甫晖自然知道自己不可赦免，便纠集众人撕毁庄宗的诏书，真把赵在立拉入了叛军的行列。 庄宗得到消息后，决定平定叛乱后“不惜大肆屠杀”，不顾军事将领，这反而达到了皇甫晖预期的目的。

在元行钦无力平息叛乱的情况下，庄宗便派曾任汉藏骑兵大都督的李嗣源前去平叛。一方面，庄宗对李嗣源十分怀疑。同光三年（925年），庄宗责备李嗣源私自调集铠甲，说：“军政大事在我手中，我怎能代你索取！我的精良铠甲，没有皇帝的命令，就被人强行夺走，有何用意？”另一方面，庄宗只好把平定魏州叛乱的希望寄托在李嗣源身上。然而，李嗣源到魏州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跟随他平叛的士兵也纷纷叛变，甚至与李嗣源的亲军发生了肉搏。 城外叛乱的组织者张破百，想要逼迫李嗣源称帝，从而获得拥护他的功劳。虽然李嗣源一直有称帝的野心，但城外的军队已经几乎失控，甚至“兵临城下，刀光剑影”香港最准最快的资料免费，能否真正拥护他还是未知数。即便李嗣源答应了这些叛军的请求，但这些已经叛乱的士兵能否接受指挥，还是个疑问。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李嗣源决定进入邺都，与赵在立、皇甫晖等人合作。

此时，城外闹事的士兵想要和城内的叛军联合起来，但皇甫晖却杀了城外闹事的首领张破白，其实也是向李嗣源伸出了橄榄枝。至于李嗣源进城后和赵在立的对话，其真实性有待商榷，但可以推断李嗣源进城后和皇甫晖、赵在立等人达成了协议：皇甫晖、赵在立等人率领城内军队效忠李嗣源，作为回报，李嗣源不再追究衙军引起的叛乱，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不过，这个暂时的联盟还是有裂痕的，皇甫晖等人非常惧怕霍彦威，“皇甫晖等人特别惧怕彦威，想杀了他，彦威辩解，才得以饶过。”

李嗣源等人出城后，获得城中守军的支持，招揽散兵，最终达到了接替庄宗的目的。明宗即位后，立即整顿处理庄宗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问题。为了感谢支持自己的功臣，明宗封赵在立为节制使。与赵在立形成对比的是，后唐时期皇甫晖“常为唐朝节度使”（《新五代史》卷四十九《杂传三十七：皇甫晖》，第556页），处于受制于人、任用于人的状态。跟随皇甫晖、赵在立在魏州起义的衙兵，因鲁台军事叛乱，在天成二年（927年）几乎全部被屠杀殆尽。 “皇帝下令将营中鲁台叛军家属及各家一律斩首，令至邺城，令下九门紧闭，将三千五百户一万余人驱至石灰窑斩首，永济渠因此而染红。”（《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纪年》四明宗天成二年三月条目，第9004页）可见，同光年间的邺城军事叛乱，无论是发起者皇甫晖，还是主要参与者的雅兵，都成了明宗夺位的牺牲品。

皇甫晖与清流关之战前后

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灭后金，耶律德光入汴京。在此之前，赵在立已“衣裳披于马鞍上自缢而死”（《旧五代史》卷九十《晋书十六·赵在立传》第1179页）。皇甫晖选择渡江投奔南唐。渡江南下后，皇甫晖受到南唐李璟的优待，“至金陵，待之甚优，伪授歙州刺史，后转任伪奉化军节度使”。马陵《南唐史》记载“皇甫晖任神威军总兵”。皇甫晖在任神威军总兵期间，极有可能得到歙州刺史的赏赐。 皇甫晖渡江来到南唐后，被委以重任。

南唐七年（949年），皇甫晖以南唐神威都御侯的身份率领一万余人来到淮北为南唐招募地方武装。此次行动中皇甫晖虽然招募了一些地方镇守使，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沿江防御体系。皇甫晖南唐之后的仕途还算顺利。在保大十一年（953年）的东林寺碑文中，皇甫晖的官职记载为“奉化军节度使、江州应天察举使、光禄大夫、监修太尉、带节度江州军务使、江州刺史、校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县开国伯爵、仪邑七百户皇甫晖”。 皇甫晖在南唐不仅担任了奉化军节度使，还获得了高级谏修太尉和爵位，这是他在后唐、后金朝廷中根本就得不到的官衔。

随着后周的建立，中原政权开始对南方政权展开统一战争。从显德二年（955年）十一月起，柴荣调集重兵，进攻南唐淮河中段怀远倭口一线和西边重要的淮滨防御枢纽寿州。南唐派两路大军迎击。在南唐的防御体系中，皇甫晖已成为一位可以统领一切的大将，他率领三万大军与姚奉镇守淮河中游，与寿州守将刘延真遥相呼应。但刘延真“心高气傲，无才智谋略，不通军事”，被李重金所杀。 寿州失守后，皇甫晖与姚奉退守清流关，以清流关—楚州一线为屏障，阻止周军东进金陵。寿州之战获胜后，后周乘胜追击，直逼楚州。清流关成为两军决战之地。

《通鉴》和《旧五代史》对清流关之战的记载比较可靠。宋代各种私小说，如《墨记》、《过老探源》等，都加入了很多传奇的细节，如宋太祖到村中探望赵普，学者们对此也做过一些分析。（郑世刚：《墨记“滁州之战”记载浅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85-87页）但《通鉴》中的记载也充满传奇色彩。与其说它是一部清流关之战的记录，不如说它是一部宋太祖单枪匹马挑战皇甫晖的传记。 （五代时期，单打独斗在战争中颇为盛行，《通鉴》此材料很可能是为了凸显宋太祖的军事才能。见赵玉乐：《唐五代将领单打独斗之风》，载《从宫廷到战场：中古近现代中国诸种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83-207页）邵金汉在《旧五代史研究》中也考察了南唐在清流关的兵力，认为《过劳探源》记载的南唐十五万兵力明显夸大。此外，学者们还结合后周灭南唐其他战役的兵力记录，考察清流关之战的实际参战人数，认可了《旧五代史》中1.5万的记载。 （顾季臣：《清流关驻兵数量考》，《安徽史》1984年第1期，第79-80页）

那么皇甫晖是被擒获还是被斩首呢？据《过老谈》记载，皇甫晖被斩后“楚地僧庙皆鸣钟应和”一事，是南宋绍兴郡守上报的。北宋时期形成的史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同样形成于南宋时期的《会书录后录》也记载了赵匡胤擒获皇甫晖。综合以上材料，更早的史书《通鉴》和《旧务待史》中关于赵匡胤擒获皇甫晖的记载更为可靠，而《过老谈》的记载则是多种材料叠加的产物。

承命之始：清流关之战的记忆与书写

清流关之战胜利后，南唐失去了西部的防御屏障，后周军队在淮河沿岸对南唐都城形成了围攻。也就是说，攻克淮南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完全落入后周的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唐紧急派使者到后周求和。莫等当面奏道：“大国大臣愿将寿、镐、泗、楚、广、海州之地割让给大朝，仍每年纳贡百万两以助军事，请大朝停止进攻。”（《册府元规》卷一六七《帝制篇·征讨五号》，第1861页）《册府元规》中的这段记载，以时间顺序记录了清流关之战的影响，与《旧五代史·李璟传》的内容一致。 二者应出自同一史料——《周世宗实录》。《周世宗实录》中，清流关之战的胜利使得南唐投降，但关于清流关之战以及所谓的“令降之战”的细节，史料上却没有记载。如前文所述，北宋编纂的《资治通鉴》中关于清流关之战的记载，充满了宋太祖的勇敢与智慧。这段文字虽然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但并没有将清流关之战与北宋的授命联系起来。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欧阳修的《丰乐阁录》：

昔日，太祖曾率领周军在清流山下大败李靖十五万大军，并在楚东门外活捉了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峰，从而平定了楚国。修曾研究山川，循着地图，登高望清流关，希望找到晖、峰被俘的地方，可是老人都不在了。天下太平许久，自唐朝灭亡后，江山四分五裂，群雄并起，四处敌国无数！宋朝受天命，圣人辈出，天下统一……庆历丙戌年六月，右侍郎欧阳修上书敕令、楚州军国事，记载此事。 （《欧阳修全集》第39卷《丰乐阁志》第575-576页）

据《庆历丙戌》记载，是庆历六年（1046年）。此时欧阳修为滁州刺史，不仅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还留下了相对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丰乐亭”。欧阳修的游记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他通过对比滁州的现在与过去，让与他同行的人“知其安乐何以至丰收之喜”，这也是丰乐亭名字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回忆滁州是“五代用兵之地”，并亲自到过清流关之战中皇甫晖、姚峰被俘的地方，但因“故人皆去”，而一无所获。 随后，欧阳修提出了这场战争记忆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逐渐消散被遗忘的核心原因——天下长久太平，是因为宋朝统一了分裂的世界，太平生活太久，让战争的记忆逐渐陌生。欧阳修进一步认为，这种和平的到来，是因为“宋朝受命，圣人出，天下大同”。于是，清流关之战就和宋朝受命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欧阳修将清流关之战与宋朝在丰乐阁受命联系起来，但丰乐阁毕竟是欧阳修的个人表述，难以代表宋朝官方的态度。皇祐五年（1053年），滁州通判王敬提议在滁州设立端明堂，使得滁州的地方记忆得到官方的认可。王敬在提议时赵匡胤擒获皇甫晖：清流关之战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不仅提到太祖在滁州的功绩，还提到了太祖、太祖、真宗的功绩，并建议在三地建庙。宋仁宗不仅同意了他的建议，还“撰文三圣像”，任命宰相庞籍为使者，封三圣像为册封使，并以极高的政治标准安放三圣像。 （关于肖像与宋代政治的研究，见黄檗：《如临其境：皇帝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5-62页）仁宗后来宣布亲自命名三圣宫。

上述《莫记》和《回书后录》都是仁宗在位后形成的文本，《莫记》的叙事中还加入了各种描写宋太祖英勇事迹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莫记》先是描写皇甫晖的勇猛，然后借皇甫晖之口说出“是天恩宠赵，吾岂能与之比”，体现了天命赋予宋朝的政治合法性。《回书后录》开篇就提出清流关之战是“本朝开国之本”，甚至认为楚州是“仙、镐、丰、沛”等地天命起源于宋朝的开国基础。 在这个把清流关之战视为宋朝“天授之始”的叙事中，参战部队、战争过程都被夸大、虚构，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传奇色彩。

皇甫晖被谁抓获了？

在宋代以来的文献记载中，虽然清流关之战的兵力数量、经过都有差异，但一般认为宋太祖俘虏了皇甫晖。这一看似无懈可击的结论，却因一块清代碑拓片而受到质疑：

匡国军右节度使进献太尉白彦玉碑。曲许忠荣在玄妙观集市购得。碑共三十七行，每行七十五字。第一题为：“大周已故忠义之臣匡国军节度使、关内察使、光禄大夫、通州刺史、通州刺史兼御史、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封地二千户进献太尉白公碑。文臣、右拾遗杨惠之奉旨撰文。翰林侍中、文臣、尚书事校勘何广翰撰文。” （钱大鑫撰，陈文和编：《千言堂金诗文后记》卷十一《后周匡国军节度使进献太尉白彦玉碑》，真朝，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253-254页）

此为钱大馨女婿曲忠荣在玄妙观集市购得的《白彦玉神道碑》拓片。钱大馨在看拓片时为此碑题跋，收录于《千言堂金诗文跋》。钱注中说：“史官不立传，故略述其仕途出身、结局，以补史官之不足。”《新五代史》所载，白彦玉确无传，《旧五代史》有白彦玉传。钱大馨应该是查过《新五代史》后得出这个结论的。 钱大新认为“此碑系惠之奉旨所作，必无误。惠之在周朝，任右拾遗，与《宋史》原传相符”，由此可证明此碑的可靠性。事实上，《旧五代史·白彦玉传》中白彦玉的仕途经历，也可与此碑所载的官职相互印证。

对比《白彦玉传》和《匡国军节度使献太尉白彦玉碑》中白彦玉的仕途，两者的记载关于白彦玉从后晋到后周的仕途是一致的。碑文除了记载白彦玉的职务外，还记载了他调任巡抚、升官升爵等情况，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至此2004新澳精准资料免费提供，此碑拓本的真实性应有定论。此拓本中记载皇甫晖被白彦玉擒获的文字“率众先登山，活捉而献，朝廷嘉奖，功在先”，为清流关之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白彦玉擒获皇甫晖，宋太祖将此功劳归功于自己。 《旧五代史·白彦玉传》记载，显德三年，白彦玉“率兵与韩令坤先入扬州，军威甚盛，前后破淮匪万余人。”（《旧五代史》卷一二四《周书十五·白彦玉传》第1635页）上述文字验证了清流关之战中皇甫晖率领的南唐军队为一万五千人。这究竟是《旧五代史》留给今人解读清流关之战的钥匙，还是研究者的过度解读4949澳门精准免费大全，因史料有限，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