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乱长安：无法证伪的新视角，揭示历史真相

摘要： 巫蛊乱长安：无法证伪的新视角，揭示历史真相谭木声：我关注历史的核心是关注人物的命运。谭木声：汉武帝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是中国人两千年以来特别爱讨论的一个问题。谭木声，历史作家...

《长安巫祸与投毒》近日由后浪书局出版，本书利用传世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对历史空白处进行大胆、创造性的论证和猜想，重新审视巫祸的来龙去脉，揭示可能的真相，呈现无法证伪的新视角。

搜狐文化特别邀请本书作者、历史作家、新亚人文书院创办人谭木生，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过程，并对司马迁之死与巫祸的关联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搜狐文化：创作《长安巫觋之乱》的主要灵感来源是什么？是否有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个人经历激发了您的创作？

谭木生：我对历史的兴趣核心是人物的命运。在信息洪流中，我们往往很难看清当下，但因为距离，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历史。

通过历史样本，我们更能看清个体与时代的命运难以准确把握，无论是《王母出西游》还是《长安巫毒》，都是人物的命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

历史作家刘博有一本小书，叫《司马迁的记忆场》，第十章《国之覆灭》揭示了汉武帝时期人物之间复杂而忽隐忽现的关系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只有七八千字左右，但在我阅读的时候，历史背景中或明或暗地出现了这张关系网，在呼唤我，“来这里吧，这里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更多的故事，更多的真相，是你从未见过的。”这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写这本书的具体触发点。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曾花了两年的时间与新亚人文书院的学生一起研究过《史记》的一些篇章。《史记》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在我心中激起巨大的感慨，在《国色天香》这篇文章的刺激下，历史宝库的大门仿佛向我打开了一角，于是我开始更细粒度、更全面地梳理武帝时期的人物关系网络。在梳理人物关系网络的过程中，整个故事逐渐成型，一幅环环相扣的画面也逐渐在我脑海中形成。因为有了这张关系网络，我才敢于开始写作。

这张关于巫术灾难的人物关系图是由出版商设计并印刷在书的封底上。

搜狐文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要根据史料推断出很多内容。您如何平衡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历史细节需要处理？

谭木生：早期史料极其匮乏。虽然我们民族非常重视历史写作，但关于汉代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只有《史记》和《汉书》，其他著作如《资治通鉴》基本以此为依据。新发现的简牍等资料，主要补充了地方制度和基层的运作，以及一些基层小人物的命运，但高层政治资料仍然缺失。另外，因为巫祸在当时极其敏感，当事人汉武帝，在世时已经活了好几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事件的很多资料在事件发生后，都有组织、有目的的删除、焚烧，大量的资料没有留下，现存的记载也被掩盖了，所以我在写作时发现，关于巫祸的直接资料可能只有2000字左右。 其余内容则要根据直接与间接材料的关系来推断，如谁出生于何地，早期谁从事何种工作，谁因何事被封为侯爵，把直接与间接材料联系起来，通过推理获得更多的内容。

历史背景对于理解事件意义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公孙贺在武帝即位时成为太尉，通过说明该职位的重要性及其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探究历代担任此职之人的历史背景。比如公孙贺被任命为相国时，他哭着拒绝。这背后，需要交代历代相国的命运、武帝与外部朝廷体系的互动以及公孙贺的其他身份等复杂背景。如果不去深究背景，单凭历史记载的一句话，是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的。因此，串联间接材料、梳理背景知识，是丰富巫蛊事件等历史事件呈现的重要方法。

早期史料匮乏，若不推论，可得资料寥寥，历史往往以苍白的方式呈现，需要作家深挖，如罗歆先生的《长眠不醒》仅靠数百字的碑文，需要通过背景交代，才能将北魏宫女的一生串联起来。这是写早期历史必然的做法。

巫术灾难更像是一场连环阴谋，背后有着巨大的势力。在做这样的推理和背景介绍时，我相当于发现了犯罪的线索。案件的真相必须通过推理才能解决。根据现有的证据推断可能发生了什么。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要更进一步，推断当事人可能做了什么，哪怕间接材料和背景知识就止步于此。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创作必须符合现有的材料2024管家婆开奖结果，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和人性，不能与其他现有的材料相冲突。

比如我推理A有可能杀死了B，但如果有另外一份文件显示A先于B死亡，那么这个推理就无效。只有当逻辑和人性不与其他材料冲突时，才构成历史的可能性。我们总是想揭开历史的真相，然而历史越古老，就越难触碰真相，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可能性更多，当我们试图跨越可能性的边界时，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深渊，一切终极的真相似乎都隐藏在那深渊里，我们无法跳进去，只能凝视着它，深渊也在盯着我们，此时，我们只能想象深渊里隐藏的真相。

本书的要点之一是“螳螂捕蝉，不知身后有黄雀，黄雀之后，另有黄雀”。本书附录中提到，苏文可能是幕后的“黄雀”，但许多内容，如苏文的动机、身份等，无法通过现有证据和适度推理确定，只能靠想象。为了保持前文的严谨性，书中特意注明这是历史想象，并放在附录中。此时，我很羡慕小说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但受限于史料记载和非虚构原则，以及我虚构才华的不足，只能止步于此。

搜狐文化：您在书中对汉武帝的功过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您认为汉武帝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失大于功？

谭木生：汉武帝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失大于功？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人特别喜欢讨论的问题。汉武帝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如何评判他的功过呢？首先要明确功过的标准。功过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哲学专业，哲学强调在讨论一个问题之前要先明确定义概念，日常生活中经常争论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急于讨论而忽略了概念的定义，苏格拉底总是要求对方先定义概念，比如当你和我讨论善时，我会先要求你给善一个定义，定义里肯定有相关的词，他会问这些词中某个词是什么意思，答案可能就明朗了。

功过很难准确定义，所以我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一个皇帝在位期间，百姓富足安康，也算是他的功绩。如果因为领土的扩张导致人口减少了一半，百姓生活贫困，监狱人满为患，被关进监狱的人没有活命的机会，这就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样定义功过，汉武帝无疑是一位罪行极其严重的君主，文帝、景帝统治时期留下的是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当时官仓里粮食堆得满满的，外面新收的庄稼都装不下粮食，普通百姓往往能开得起牛车或者马车，农业税只有三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君王应该庆贺的时代。

然而汉武帝继承了这个时代之后，到了他在位的中期，国家的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残暴的官员成为了当时政治的主角，他信奉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之说，在全国各地修建各种长生殿堂，花费巨资去祭拜江湖郎中和术士，你能说这是一个有功的皇帝吗？

搜狐文化：司马迁之死和巫祸有何关联？《史记》中是否隐藏着巫祸的线索？

谭木生：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考证巫蛊乱长安：无法证伪的新视角，揭示历史真相，大致有四种说法。

在《长安巫毒案》中，我曾引用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认为司马迁去世的时间“已无从考证，大抵与汉武帝去世的时间相同”。但司马迁肯定活到了巫毒案发生的时间，因为巫毒案发生时，长安城中最重要的军队——北军的督军就叫任安。太子出兵攻打北军门下时，便请任安帮忙。刘据为何要请任安帮忙呢？这是通过梳理间接材料可以看出的。任安曾是太子刘据的叔父卫青的家臣，还担任过太​​子的导师，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才找来任安的。 但任安出去接受了印章之后，就回到营帐里把自己反锁起来。后来，任安被武帝抓起来，武帝指责他是一个中立的人，其实是想看看最后到底是谁会胜利。

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请他在武帝面前说他的好话，帮他一把。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被阉割，但后来被升迁，只是太史官，负责记录官方天文历法的一些相关史实，现在他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武帝身边的首席文官或者秘书长，是一个很贴身很重要的职位。司马迁给任安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复任安书》，详细阐述了他忍辱负重，是为了完成《史记》这部著作，而不是为了参与向皇帝请恩等事宜。

这封信表明，巫祸事件发生时澳门彩资料免费网站大全，司马迁就在武帝身边，他可能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和武帝的反应，但他什么也没说。因此，《史记》中并没有关于巫祸事件的直接记述。不过，司马迁的间接材料描述非常有用，比如任安这个人物的过往，皇帝对公孙贺的态度，以及对卫青的态度，卫子夫如何入宫，以及巫祸事件发生前的各种事件，都需要看司马迁的记载。

搜狐文化：这本书详细讲述了吕太后、窦太后等卷入巫毒事件的政治女性，为什么汉代女性能够对朝政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谭木生：这有几个原因。首先，先秦时期的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政治地位较高。比如司马迁在《五祖列宗》中，把景帝的十三个孩子，除了太子刘彻，其余按母姓分为三等，五姓凸显了女性在政治中的地位。太子也常常以母姓来称呼，比如李太子、魏太子，这也是母系地位重要性的佐证。同时，舅舅在家庭关系中地位突出，被称为舅舅。舅舅就是父亲，更体现了母系血统的重要性。

除了社会风向，个人的作用也对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吕后不仅与高祖刘邦合作无间，其家族在刘邦平定天下时也立下大功。吕后是一位娴熟的政治人物，在刘邦晚年时曾帮助过他。刘邦之所以想废黜太子刘盈，立齐夫人之子刘如意为继承人，部分原因是他惧怕吕后的影响，担心刘家的统治会受到影响。

此后窦太后也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2023澳门正版资料免费，虽然中年失明，但她依然能够深度介入国家大事。汉武帝刚登基时，曾试图让窦太后退居深宫，但窦太后用雷霆手段除掉了她。汉武帝身边的大臣逼得刘彻过上了几年的狩猎生活。直到窦太后去世，刘彻才真正掌握了政权。

所以这是时势所趋和杰出女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正是因为女性的地位和家族中叔伯的影响，导致汉朝最终陷入外戚政治，最终被外戚所取代，这是与巫术相关的另一个与灾祸密切相关的话题。

谭木生，历史作家，新亚人文书院创始人，著有《慈禧太后西行记》和《长安巫毒记》

文/袁立聪评/钱启尧